如何在充分保障農民利益，保護耕地“紅線”不動搖的前提下，實現農民市民化和農業現代化？

2011年底，武漢被國家20個部委確定為以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為主題的全國新一輪農村改革試驗區。一年多來，武漢市在9個街（鄉鎮）開展試點，為農業資源資本化進行了探索。

武漢市農業局局長付明星說：“隨著城鄉要素流動日益頻繁，農業資源產權不清、資產固化日益成為阻礙農村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農業資源資本化，就是將農村耕地、養殖水面、‘四荒’資源、旅游資源等有形農業資源和品牌、專利等無形資產及其未來收入，通過產權化、証券化或票據化變成能夠流通的金融資本的過程。”

土地、林權“股份化”，農民持股走四方

11月底，寒氣正濃。走進武漢市新洲區倉埠街孫崗村，連片數百畝的果園裡，看不到幾個人。在一座挂著“新洲區倉埠街孫崗村倉溪富土地股份合作社”牌匾的農家小樓前，一個50多歲的農民走了出來，他就是合作社的第一大“股東”和實際經營者柳仕堂。“合作社集中了10戶農民500多畝土地統一經營，每戶農民按土地面積折股分紅，我負責搞種養殖，其他農民都外出打工了，有的已在城裡買了房，過年過節才回來。”柳仕堂說。

在倉溪富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牆上，記者看到了股東的姓名、土地面積、股份比例等，一目了然。柳仕堂介紹，合作社在503畝丘陵崗地上統一種植優質黃花梨，並全部套種無籽西瓜，輪作油菜、芝麻、優質中稻等。合作社種植實現機械化，常年固定用工6人，臨時用工230人次。一年來，合作社實現各項農產品銷售收入110萬元，純收入75萬元，預提留下年費用后，給每畝入股土地分紅1192元。入股農民的畝均收入增加900多元，是入股前的4倍多。

大量農民進城務工，留下的土地向種植大戶集中，既解決“誰來種地”問題，又能大幅提高勞動生產率。然而，現實中，為什麼有許多農戶寧可土地拋荒，也不願意把自己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給其他人？柳仕堂說：“根本原因是農戶害怕徹底‘失地’，畢竟‘外出務工是出路，回家種田是退路’。”

因此，土地合作社以確保家庭聯產承包經營權為前提，按照“不改變土地性質、不改變土地用途、不損害農戶利益”的原則，實行股民入社自願、退社自由、地位平等，民主管理、自主經營，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方式，打消了農民的顧慮。

試點一年來，武漢市積極推廣倉溪富土地股份合作社等地的經驗，出台《關於深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 大力發展街（鄉鎮）、村集體經濟股份合作制的指導意見》，以“一公司（街鄉鎮級集體資產股份公司）三社（土地股份合作社、社區股份合作社和富民股份合作社）”為主，創新農村資源資本化實現形式。目前已有32家社區股份合作社，10家土地股份合作社挂牌並運營。其中，街鄉鎮級集體資產股份公司和社區股份合作社是以村、鄉集體資產組建經濟組織，給符合條件的原村民配發股權，提供股份分紅，補貼各種社保，確保“失地農民”有長期穩定收入。

資本下鄉與產權聚合，種植養殖業規模化、企業化

黃陂區六指街的武漢群益種植土地股份合作社，集中了兩個村3800畝土地，股民372人，主要發展花卉、苗木、茶園、有機蔬菜等綠色產業。“瞧這一棵小苗，買進來隻要幾百塊，修剪成型兩三年后，就變成盆景，可以賣幾千塊。”合作社的“小股東”、武漢群益綠色生態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鄭先奎說。

鄭先奎是當地村民，靠房地產業發家致富。最近，他看中生態農業這個“朝陽產業”，投資數千萬元回鄉創業。過去他按一般土地經營權租借形式流轉土地，今年，他主動按照“土地合作社”方式吸收村民以土地經營權入股。按照相關文件規定，他這樣的“大老板”隻能持股49%，村民集體才是最大股東，持股51%，從而確保農民對土地的主導權。他受到的“限制”還很多，比如不能變更土地用途，必須符合農業土地利用規劃，應優先吸收本地農民在合作社打工，在農村新小區建設中應適當出力，讓利於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