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一家人來說，最難忘的莫過於1979年落實鄧小平主持制定的軍隊干部轉業政策，讓我全家人再次實現了吃“商品糧”的夢，改變了我一家人的命運。如果說人生緊要處隻有幾步，那麼這一步對我全家來說，就至關重要，我們全家非常感謝鄧小平領導進行的全面撥亂反正，他制定的軍隊干部轉業政策為我們帶來了嶄新、幸福的生活。
全家回鄉務農
我父親於1949年10月參加革命，1950年，他和其他熱血青年一道“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參加抗美援朝戰爭，並榮立三等功。1954年，因傷回國，歷任排長、連長、團參謀。因出身不好，“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沖擊。1969年，父親拖兒帶女回到老家原廣安縣徐花鄉務農。那年，我才9歲。
握慣槍杆子的父親，自然對“修理地球”一竅不通，隻能酗酒排遣郁悶。政治上的受打壓、生活上的不如意，讓這個年近不惑的漢子變得有些脾氣暴躁。有的社員對我父親頗有微詞，說他忘了本，農民的兒子不會種地，真是笑死人。父親不得已“放下架子”，與貧下中農打成一片。第一天參加勞動，他手上就打了兩個血泡，撂下鋤頭不干了。生活中少不了和母親拌嘴打架，我們兄妹3人度過了一個又一個戰戰兢兢的日子。我還記得，每當父母打架的時候，兩個妹妹就推著我去勸，常常被父親踢上幾腳，腿上留下不少“烏疙瘩”。
那時候農村採取記工分制，全勞力男子全天記10分，全勞力婦女全天記8分，生產隊則根據工分分配勞動果實。為了生計，母親接過父親的鋤頭參加勞動，由於初來乍到的原因，生產隊長隻給她記6分，母親雖有怨言但也無可奈何。勞作回家后，我們兄妹3人也成了母親的“出氣筒”。好在不久，父親落實政策到小井溝煤礦當了“工人”（當“工人”在我老家有特殊含義，是國家干部的代名詞，當然這是村民的誤解），我家在村裡才抬起頭，有了較高的“地位”，有的社員對我們多了嫉羨。要知道那個時候當“工人”是件非常榮耀的事，畢竟是“工人老大哥”，吃的是“商品糧”，說話、走路都非常神氣，而當時能夠吃“商品糧”的人非常少。有的社員說：除非祖墳冒青煙，才能修來當“工人”的福。其實，我父親能當“工人”，全靠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后整治軍隊創造的機會。
父親參加工作后，我主動請纓，接過父親的鋤頭參加勞動。我那時記的工分是3分，和同齡孩子享受同等待遇，我的兩個妹妹記2分，我們第一次有了“主人”的感受。盡管我們全家都參加勞動，但分的糧食還是不夠吃，因為那個時候我們處在長身體的關鍵時期，好在我們家有“工人”父親的“贊助”，填飽肚子基本上沒有問題。我記得我一個人就可以干掉兩大碗包谷湯圓，還有一個人吃掉8兩面條的“輝煌歷史”和“光榮記錄”。所以在那艱難的歲月，我們過得比普通農民好一點。
印象最深的是，在我和“農民伯伯”勞動的間歇裡，他們給我講的英雄故事，講得最多的是岳飛、張飛、薛仁貴，這激發了我對文學的興趣，也為后來我的文學創作打下了基礎。當然，有的大人也講些“黃段子”，比如，傻兒子不知道怎樣圓房，媳婦怎樣啟發式教育等等。我母親就責怪這些農村漢子，不該向孩子灌輸“資產階級腐朽思想”……
再后來，我母親到村上當民辦教師，我們家的生活條件更好了。
全家吃上“商品糧”
也許應了人們說的“祖墳冒青煙”的緣故，1979年我家喜事連連。先是父親調到原廣安縣檢察院工作，接著是我考上廣安師范校，最后是母親和兩個妹妹“農轉非”，成了吃“商品糧”的人，那個時候在鄉村可是非常了不得的事。
那年，留給我們全家的記憶的確是非常深刻的。先說吃“商品糧”的事吧。我父親平時沒有閑著，有空就和戰友分析時局，當從報紙上和廣播裡得知鄧小平復出，他們高興極了，這群文革的“棄兒”知道，落實復退軍人的問題不會太遠了。果然，好消息一個接一個，到了1979年底1980年初，國家落實政策，解決了一批復退軍人的問題，我父親恰好就在其中。根據當時的政策，我母親和兩個妹妹均獲得吃“商品糧”的資格，唯獨我因為滿了18歲而被拒之門外。當然，我考上師范校也成了“城裡人”，用不著為身份犯愁，父親也不用太費心為我爭取資格。我的兩個妹妹吃上了“商品糧”，自然非常高興，以至於讀書“磨洋工”，學習成績直線下降，沒有考上學校。1980年，兩個妹妹都當上了“工人”，一個到南充棉紡廠工作，一個到供銷社工作。唯有遺憾的是我母親，她是隨軍家屬，以前在部隊因為帶孩子沒有工作，所以到了地方也沒安排工作，隻成了吃“商品糧”的居民。父親為了安排母親的正式工作也曾努力過，但一無所獲。好在母親是民辦教師，也算得上有一份體面的工作。可惜，后來她挺不住在鄉下教書的日子，進城不久，就在民辦教師全部轉為公辦教師的改革中失業了。那時，母親變得郁郁寡歡，似乎沒有工作就成了家庭的累贅。無所事事的她閑不住，就和父親單位同事“農轉非”的家屬一道找地方種菜。2007年9月，她在種菜回家的路上，被一輛飛奔而來的摩托車撞倒，送到醫院搶救。然而不久，她帶著“我沒工作”的深深遺憾離開了人世，留給家人難以磨滅的痛。
再說我讀書的事吧。本應讀小學三年級的我，因為老家的小學當時沒有三年級，我就“回爐”從小學一年級讀起。那時候，中國出了個張鐵生，“不學ABC，照樣干革命”。受大氣候的影響，自然，我沒能接受到良好的小學和中學教育。好在是“革命軍人后代”，我和妹妹都被推薦上了高中，令許多同齡學子嫉妒。
1977年，在鄧小平的批示下，國家恢復高考制度，父親鼓勵我去參加考試，還在讀高一的我拒絕了。1978年，我參加文科高考榜上無名。父親和在花橋中學教英語的張懷英老師鼓勵我不要灰心，復習后繼續考。聽從勸導，是年9月，我進了花橋中學理科快班復習，搞不懂"ABC"和磁場的我，通過在書店工作的幺姨，買到了一套“數理化自學叢書”。靠著這套書，我發揚“頭懸梁、錐刺股”的精神，一個人躲在竹林裡、草叢中苦讀，熱了就用帕子擦擦汗，冷了就站起來跺跺腳，硬是從初一理科補起，一頁一頁讀完了全套書。當然，其中有很多內容是囫圇吞棗、死記硬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