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江新語》是習書記在浙江期間思考與實踐的寶貴結晶”

採訪對象：周詠南，1960年3月生，浙江舟山人。1993年2月到浙江日報社工作，先后任浙江日報政治與社會新聞部主任、要聞採訪部主任、時政新聞採訪部主任、政治新聞部主任、浙江日報報業集團編委。2012年6月任浙江日報報業集團副總編輯、黨委委員。2020年5月任浙江省記協副主席。

採 訪 組：田玉玨 薛偉江 路也

採訪日期：2017年9月19日首訪，2020年4月8日核訪

採訪地點：杭州市大華飯店

採訪組：周詠南同志，您好！您參與報道了習近平同志在浙江期間的很多活動。就您了解，他當時對浙江新聞宣傳報道工作提出了哪些具體要求？

周詠南：我很高興接受中央黨校的採訪，很願意分享參與習書記活動報道的珍貴片段。2002年10月，習書記從福建來到浙江任省委副書記、代省長，時隔一個月零九天就任省委書記。他一直非常重視和關心新聞宣傳工作，提出新聞媒體要加強黨的領導，堅持服務中心、服務大局、服務人民，堅持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堅持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充分發揮黨的喉舌和輿論引導的作用。他強調，要把新聞報道擺上重要位置，在思想上高度重視，在工作中切實抓好。他主政浙江期間，對新聞報道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明確的改革舉措。

習書記剛到任沒多久，省委就對新聞報道的字數作出規定：省兩會、黨代會和省委全會報道稿件的字數在1500字到2000字之間。除此之外，包括省委常委會在內的其他會議，都不能超過1000字。省領導的新聞報道也作了字數限定，省委書記、省長的活動報道不超過1000字，省委副書記、省政協主席的活動報道不超過800字。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副省長、省政協副主席下鄉調研活動不予報道，他們出席的會議和活動原則上不報道，如果要報道，也要從會議中抓群眾關注的有價值的新聞，根據工作需要、新聞價值、社會效果決定是否報道，且不報道會議和出席的領導名字。比如，當時我們報道省裡召開養老保險工作會議的情況，重點就是以新聞形式報道保費調整情況，講清楚國家和單位出的比例是多少、需要老百姓自己掏多少錢等內容，而不是報道領導的會議活動。習書記的意思，是將報道的重點主要放在老百姓關心的新聞動態，以及民生方面的政策變化等，從新聞報道工作的角度改進作風。

習書記還規定，《浙江日報》頭版要更多地反映來自基層的鮮活新聞和先進典型，領導活動新聞最多刊登兩條，其余的都要放到后面的版面。在這件事上，我還受到過習書記的批評。有一次，我們在《浙江日報》頭版發了三篇稿子：書記一篇、省長一篇、省委常委會一篇。習書記看到后說，省委常委會活動也是領導活動，超過了制度規定的兩篇上限。他還嚴肅地說：“我們不能把制度當兒戲，既然制定了就要堅決執行好。”

採訪組：在您跟隨習近平同志活動進行新聞報道中，他給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周詠南：能夠在習書記主政浙江期間跟隨他參加各種會議，下基層調研，走訪和慰問困難群眾，經歷嚴寒酷暑、暴風驟雨、冰雪災害以及抗台救災、抗擊非典等，是我感到非常自豪和榮幸的事。這期間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深入基層開展調研工作中表現出來的崇高品德、家國情懷和人格魅力。

在前后5年時間裡，從東海之濱到浙西山麓，從杭嘉湖平原到甌江兩岸。在農家小屋中，在山林田野間，在千米礦井下，在火熱工地上，在隆隆車間裡，在巍巍碼頭邊……他的足跡遍及浙江大地的角角落落。我真切感受到習書記駕馭全局和宏觀決策的非凡能力，也見証了他對浙江大地的一片深情。

我記得，習書記至少每周都會安排一次調研，他最顯著的工作特點就是用調查研究開路，包括后來的“八八戰略”、平安浙江、法治浙江、文化大省、生態浙江等重大決策部署，都是他在深入調研之后作出的。

習書記到浙江工作后才10天，下基層調研的第一站就是中國共產黨誕生地——嘉興南湖。到浙江任職剛剛兩個多月，他就把全省11個地級市都走遍了，隨后一年時間裡，又走遍了全省90個縣（市、區），還包括很多村、鄉鎮、街道、企業、學校。

習書記一直強調，到基層調研要做到“五個字”，就是“深、實、細、准、效”。“深”，就是要深入基層。他常說，我們去基層調研，不僅身體要到基層來，心也要到基層來，一定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實”，就是要實實在在，不能搞花架子，更不能僅僅為了拍電視、登報紙。他規定，到基層調研，不准打橫幅、不鋪紅地毯，當地負責人直接在考察點會合，不能到高速公路出口處迎接。“細”，就是不能走馬觀花，要仔細了解實情。他引用毛主席的話說“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就是要求我們在調查研究的時候仔細考慮到方方面面。“准”，就是要對基層調查的東西認真研究。他要求大家在調研過程中觸類旁通、舉一反三。“效”，就是調查研究要有效果。他說，沒有效果的走馬觀花式基層調研，就是勞民傷財，就是擾民，還不如不去。

“八八戰略”就是習書記深入調研的產物。2002年10月調任浙江之后，習書記就開始了馬不停蹄地調研，10月下旬到嘉興。11月下旬分別在麗水、杭州。12月跑了3趟，分赴湖州、寧波、台州、溫州、金華、衢州。2003年1月初到舟山、紹興。他的日程排得滿滿當當。

這是習書記第一次走遍浙江11個市的調研，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聽，一路思考。那個時候，他的腦海中已經逐漸清晰地勾畫出一個指引浙江未來發展的重大戰略。2003年7月10日，在浙江省委十一屆四次全體（擴大）會議上，習書記在總結浙江多年發展經驗的基礎上，全面系統地闡述了浙江發展的八個優勢，提出了指向未來的八項舉措，這便是“八八戰略”，成為指引浙江改革發展和全面小康建設的宏圖大略。

習書記到中央工作后，多次講到“八八戰略”是經過深入調查研究后作出的決策，對浙江今后發展具有重要意義。2015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回浙江考察時特別說到，他在浙江工作時，省委就提出“八八戰略”，這不是拍腦瓜的產物，而是經過大量調查研究提出來的發展戰略，聚焦如何發揮優勢、如何補齊短板這兩個關鍵問題。

不僅是“八八戰略”，在浙江工作期間，習書記提出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等重大決策和部署，都是從深入調研中來的。

採訪組：請您詳細談談習近平同志在基層調研中有哪些特點？

周詠南：習書記不僅面向各級領導干部提出“深、實、細、准、效”的調研要求，他自己也一直這樣身體力行、率先垂范。他的調研有許多鮮明特點，比如到基層調研之前，省委辦公廳一般會列出大致的日程安排表，但他要求不要具體規定幾點幾分到哪裡，停留多少分鐘。他跟安排調研工作的同志講：“可以提前預計幾個調研的點，至於我們去了以后，到哪裡去，在一個地方停留多久，都要根據調研的實際情況來決定。”

每次調研，除了定好的調研路線和調研點之外，習書記經常會去一些日程表裡沒有的調研點。特別是調研途中經過的一些農村，他經常會臨時讓車子停下來，走到村子裡去看看，到老百姓家中去坐坐，聽聽群眾說一說心裡話，請大家講一講實際情況。他說，我們的大政方針確定了，反響怎麼樣，有些政策要不要進一步完善和調整，就得到基層聽一聽、看一看，做到心中有數。這麼一來，調研的地點和時間就很難把握了。我隨同他調研，中午1點以后吃午飯、晚上7點以后吃晚飯都是很常見的事。但即便如此，隻要是事先定下來的調研地點，習書記都一定會去。有一次調研途中，習書記對我說：“省委書記到一個地方去調研，當地鄉鎮干部和村干部肯定提前兩三天就在准備了，群眾聽說了也都會等著、盼著，我要是一句話說不去就不去了，基層干部和群眾都會很掃興。”我跟隨習書記到各地調研報道前后5年時間，他每次隻要到基層去開展調研和慰問工作，都是這樣將心比心，寧願自己辛苦些，也不讓基層干部和群眾失望。

記得2005年7月，溫州遭受台風襲擊，習書記到蒼南縣、平陽縣、瑞安市察看災情，看望慰問抗災救災第一線的干部群眾。一直到晚上7點多，還有一個慰問點沒去，當晚還要回到溫州市裡召開全省抗台救災工作會議。當地陪同的溫州市一位負責人對習書記說，已經這麼晚了，大家都沒吃飯，返回市裡還要一個多小時的路程，建議接下來的慰問點不要去了。沒想到習書記非常嚴肅地說：“你倒說得輕巧。災民們有沒有飯吃？晚上住在哪裡？這些我們都還不清楚，我們這個飯吃得下去嗎？再說了，我們通知了要去這些災區，怎麼能說不去就不去了呢？再遲也必須去！”后來，我們就跟著習書記又去了平陽縣和瑞安市，慰問了那裡的災民和正在受災現場搶修的電力工人。回到溫州市區已經是晚上10點鐘，大家簡單用自助餐后，習書記又召開了全省抗台救災工作會議，聽取省裡有關部門和溫州市委的匯報，並作了講話。會議結束時，已是凌晨。習書記連夜趕回杭州，第二天一早又主持召開省委的一個重要會議。

採訪組：我們知道，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就提出了加強作風建設，特別是改進干部工作作風的相關規定，這在調研工作中有哪些具體體現？

周詠南：習書記不僅調研深入，貼近群眾，關愛百姓，而且很講究方式方法和實際效果，從來不搞花架子，用“釘釘子”的精神一個個抓制度的落實。黨的十八大召開以后，中央政治局提出並實施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其實習書記早在主政浙江的時候，就已經制定頒布了《關於密切聯系群眾的決定》和《關於轉變作風的決定》。《關於轉變作風的決定》對參加調研的人數作了明確規定，提出省委領導到基層調研不帶無關的陪同人員，當地不能搞層層陪同。到縣裡去調研，市、縣兩級最多各出一位負責人陪同，有時市裡一個領導也不能陪。到鄉鎮調研，市領導不需要陪同。甚至好多次，習書記下基層調研，都沒有提前告訴市領導，讓他們安心工作。

有一次，習書記到杭州市一個較偏遠縣調研，事先並沒有通知市委主要負責人陪同。到了調研點的時候，看到這位市委主要負責人已經在那裡等著，習書記就嚴肅地問：“誰通知你來的？”這位市委主要負責人解釋說是從縣裡得知習書記要來調研，就來迎接。習書記很嚴厲地批評了他：“如果我需要你來，就會通知你。沒有通知你，就把你手頭的工作做好。”這位市委主要負責人就說：“我陪著你調研，你講的一些要求和精神我可以學習。”習書記說：“如果我講的一些內容需要你知道，辦公廳會出通報發給你，需要你解決的問題，我也會告訴你，我們不搞層層陪同。”

過去，省裡領導到基層調研，一些市縣的領導就到高速公路出口處去迎送，有的單位還打歡迎橫幅，有些企業還鋪紅地毯。習書記對這些東西很反感，明確規定領導下基層調研不准打橫幅、不准鋪紅地毯，更不能到高速公路出口處迎送，當地有關負責人直接到調研點會合。有一次，習書記到一個市裡去調研，快下高速公路的時候，遠遠看到一位市委負責人等候在高速公路出口處。平時一向和藹可親的習書記馬上就嚴肅起來說：“誰通知他們來等的？”辦公廳的同志就說沒人通知，是他們自己要來的。習書記接著說：“車不能停，開過去！”這個時候車已經開到了這位市委負責人面前，司機也把車慢慢停了下來。車門打開，市委負責人一上來，習書記就開始批評：“你來干什麼？省委不是有規定麼，不允許迎送。”這位市委負責人解釋說：“我上午剛好有空，過來迎候您。”習書記毫不客氣地接過話：“你要是有空，就多去批閱批閱文件和群眾來信，多接待幾個群眾來訪。”他聲音雖然不大，但話的分量是很重的。習書記又接著說：“我講過了，就要說到做到。你以為我是出爾反爾的人嗎？你以為省委在做表面文章嗎？我不是這樣的人！但是你們這樣做，老百姓就會誤以為，省委的文件是兒戲，省委書記說話不算話，他下來調研，還是要有人在馬路上迎接他。”他又轉過身來對坐在后排的省委辦公廳的同志說：“你們要抓好落實，要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地去督查，看看是不是還存在這種有令不行的情況。”接著，他還對我說：“詠南，你是記者，經常到下面採訪，你也應該去調查暗訪。”從那次以后，整個浙江省再也沒有人敢到高速公路口去迎送省領導了，調研風氣為之一變。

“發揚釘釘子精神”，是習書記經常說的一句話。什麼是“釘釘子精神”？他解釋說，釘釘子往往不是一錘子就能釘好的，而是要一錘一錘接著敲，直到把釘子釘實釘牢，釘牢一顆再釘下一顆，不斷釘下去，必然大有成效。如果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結果很可能是一顆釘子都釘不上、釘不牢。他反復強調，抓作風、抓落實就好比在牆上敲釘子，釘不到點上，釘子要打歪，釘到了點上，隻釘一兩下，釘子會掉下來，釘個三四下，過不久釘子仍然會鬆動，隻有連釘七八下，這顆釘子才能牢固。抓落實必須一抓到底。

那時候，我們跟隨習書記出去調研，經常是早上七八點鐘出發，晚上九十點鐘回來。有一次，習書記在車上跟我們開玩笑說：“我們這批人早出晚歸，就像游擊隊，我是游擊隊長，你們都是游擊隊員。”大家被他風趣的語言逗得哈哈大笑。習書記對基層干部群眾和我們這些工作人員都是關懷備至、照顧有加。一般來說，跟隨省領導一起下基層，吃飯的慣例是領導同志們坐一桌，我們這些工作人員坐一桌。有一次調研活動結束后，他在車上問我們：“飯吃得怎麼樣？”我們說還好。他就說：“我們來調研，下面的同志眼睛都盯著我們這些領導，往往會把你們忽略了，可能沒照顧好你們吧。”聽了習書記的話，我們心裡都感到暖洋洋的。

習書記還特別注意清正廉潔和勤儉節約。他剛來浙江工作時，地方政府安排在招待所裡吃的都是桌餐，還沒有吃自助餐的習慣。習書記就要求一律改吃自助餐，這樣既節省時間，又不浪費食物，還能更好地與大家交流。有的地方提出當地不時興吃自助餐，還要添置設備，平時用處也不大。可習書記卻說：“買了自助餐的設備，以后就要用起來，不是我一個人吃，我們‘游擊隊’的同志們都吃。‘游擊隊’的吃了以后，下次‘正規軍’來了也可以吃，以后省領導下來都吃自助餐。”從那以后，自助餐很快在浙江省全面推廣開來，減少和杜絕了浪費現象，更是改進了干部作風。

採訪組：從您的講述可以看出，習近平同志在調研中對黨員領導干部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那麼他對待基層干部是怎樣的態度呢？

周詠南：習書記對待基層干部特別是鄉鎮干部和村干部，可以用“寬嚴相濟”這4個字來形容，更多的是關愛和保護。

對基層干部，他能夠做到將心比心、換位思考。每次在基層召開現場座談會，習書記一定會讓參會的村干部一一發言。他經常講：“省委書記到鄉村請一些基層干部召開座談會，對這些村干部來說，是非常難得的機會。他們開完會回去，別人就會問‘見到省委書記了沒有？你都在會上講了什麼呀？’這些村干部沒發言，就會覺得在百姓面前沒面子，心裡就會感到很失落。所以我們請基層干部來開會，就一定要讓他們、尤其是村干部講話，哪怕是每人僅僅五六分鐘，即使隻講上幾句，也是好的。”

習書記“本事”大得很，那些基層干部講的當地土話，他都能聽得懂。我們浙江有幾十種方言，一個村和一個村離得不遠，但隔了一座山，可能就聽不懂對方的話。這裡要數溫州話、麗水話最難懂。有一次習書記到溫州一個村去調研，在與村民對話中，旁邊有個當地負責人要給他當“翻譯”，沒想到習書記擺了擺手，說：“你不用翻譯，溫州話和福建話差不多，我在福建工作過，能夠聽得懂。”他還說，農民的話別人是很難翻譯出來的，一翻譯就不生動，不是“原汁原味”了。

習書記不僅鼓勵基層干部在座談會上講話，他還與每一位基層干部握手、合影。為了減少陪同人員，習書記到基層從來不讓我們報社安排專門的攝影記者跟拍，也不讓當地媒體隨同採訪和拍攝，都是由我這個寫新聞稿的文字記者兼任攝影。與村干部拍完照片，習書記常常特地叮囑我：“詠南，拍的照片不能忘記給他們啊。我的照片，你不給我沒關系，但是我和這些基層干部合影的照片，一定要給他們。”

習書記曾形象地指出：“現在有些同志與新社會群體說話，說不上去﹔與困難群眾說話，說不下去﹔與青年學生說話，說不進去﹔與老同志說話，給頂了回去。”習書記做過知青，插過隊，又當過大隊支書，知道基層干部所思所想，對基層干部群眾有天然的親近感，很容易就把話說到人的心坎裡。2006年1月4日，習書記到嘉興市海鹽縣調研“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工作，當天上午召開鄉鎮負責人和村支書座談會。一些參會的村干部都是第一次見這麼大的領導，有點緊張。習書記細心地察覺到這一點，開口就說：“大家別緊張，我也是村支部書記出身的。我今天當了省委書記，說不定你們將來也能當省委書記。”簡單一句話，就打破了大家緊張的氣氛。他還同一個村支書開玩笑說：“你是村裡的一把手？”村支書趕緊回應：“是是是，我是村裡的一把手。”習書記接著問：“那你在家裡是幾把手啊？”村支書就支支吾吾不知道怎麼說了。習書記接著說：“你在家估計是三把手：你老婆、兒子比你權力大。哎，不對，你連三把手可能也不是，你有孫子了吧？孫子在家裡肯定是一把手。”村干部們聽了都笑了起來。沒想到習書記調轉話鋒，又說：“你在家裡是四把手，可要注意，不能把家裡受的氣帶到村裡來，沖著老百姓拍桌子瞪眼睛。”話很風趣，很有道理，大家聽了印象都很深刻。他對基層干部該寬厚的寬厚，該提要求的也不含糊。這就是我剛才說的“寬嚴相濟”。

還有一次，習書記到湖州市德清縣一個村開展調研，座談會快結束的時候，習書記問大家：“你們覺得這樣開座談會行不行？”有個村干部就說：“這會開得好！我該講的話也講了，不該講的也講了。”習書記馬上站起來，走過去，跟他握著手說：“好！你這就把我當作自己人啦！‘該講的’，是對省委書記該講﹔‘不該講的’，那就是把我們當朋友講了。你做得好！”

習書記還非常關心群眾的生活生產狀況。每年春節，習書記都要親自去各地慰問困難群眾，還要去敬老院看望老人。習書記慰問群眾可不是去一兩個地方做做樣子，他是一個縣一個縣地跑，一戶群眾一戶群眾地走訪。平時，習書記到基層去考察，即便行程中沒有安排，他也會專程去看望困難群眾和敬老院老人。有一次，習書記到遠近聞名的寧波奉化滕頭村調研和走訪，看到這個村經濟發展很快，老百姓早就過上了小康生活，各方面工作都很好，就問當地干部：“我看到鄉親們生活過得很富裕，心裡很高興，但是這裡困難戶有沒有？”村干部如實回答個別還是有的。習書記就說：“有困難戶沒關系的，但要全力幫扶。我們這個村的情況比其他地方好多了，你們帶我去最困難的群眾家裡看一下。”到了這戶困難群眾家裡，習書記關切地問這問那，還再三叮囑村干部一定要多多關心和幫助，小康路上一個也不能掉隊。

2007年1月，臨近春節，習書記來到地處浙江最偏遠西南山區的慶元縣慰問困難群眾。中午12點左右，他又來到屏都鎮（現屏都街道）敬老院，看望和慰問一位位老人，熱情地與老人聊家常，關切地詢問老人們的身體狀況和子女孝不孝順等問題，並仔細察看宿舍、活動室和洗漱間。接著，習書記又來到廚房看看老人們吃什麼。看到廚房裡阿姨准備炒青菜肉片時，習書記就接過勺子，熟練地倒油下鍋，然后倒入肉片和青菜炒起來。一下子，房間就熱氣騰騰，香氣扑鼻。老人們知道省委書記親自為他們炒菜，都感動得熱淚盈眶，不知說什麼好。一位70多歲的老人說：“做夢也沒想到省裡大領導炒菜給我們吃，長命百歲享享福。”那天離開的時候，習書記還特別要求當地政府一定要辦好敬老院，讓老人特別是“五保”老人享受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溫暖。

2005年1月26日春節前夕，習書記還專門到地處浙江、安徽、江西交界處的長興煤礦，下到1000多米深的礦井去慰問煤礦工人。那也是我第一次下到這麼深的礦井，所以印象非常深刻。礦井裡伸手不見五指，空氣裡混雜著煤灰和粉塵，令人窒息。礦井下空間很小，在裡面都得彎著腰，甚至有的地方還需要爬過去。就這樣，我們跟隨習書記來到一個又一個採煤點，慰問每一位煤礦工人。從千米深的礦井下上來后，縣裡本來給習書記安排了午餐，但習書記謝絕了，他說：“煤礦工人吃什麼飯，我也吃什麼飯。”他就帶著我們與煤礦工人一起吃兩菜一湯的快餐。現在想起來那場景，還讓人很感動。

在嘉興，也有一段故事。2004年3月23日，習書記坐上了嘉興的城鄉公交車，“微服私訪”，親身感受嘉興市城鄉基礎設施建設一體化帶來的變化。習書記從101路公交車始發站嘉興市火車站上車，到鳳橋鎮三星村公交站下車，現場察看了101路三星村站點公交線路牌。我記得當時這輛公交車的售票員叫金利君。習書記上車以后，就親切地跟金利君和車上的群眾交談起來，說他作為一名普通乘客，深切體會到了城鄉公交給居民帶來的便利，嘉興市作為全國首批開通城鄉公交的城市，真正給農村老百姓帶來了更大的實惠。看到省委書記這麼和藹可親，完全沒有架子，車上的乘客也紛紛說開了。有乘客反映余新鎮與乍嘉蘇高速公路接口處人來車往，希望安裝交通紅綠燈，習書記當即要求有關部門採取措施方便群眾。我記得習書記在乘坐公交車后也很有感觸，當時公交車所行駛的紡工路路幅較窄，習書記就提出來建議拓寬路面，更加方便公交車輛通行，達到城鄉“便捷公交”的服務水平。隨后嘉興市委市政府按照習書記指示，拓寬了紡工路。

習書記對基層干部也很關心。他常說自己也是個“老基層”，對各地領導干部常講：“要注意保護和調動基層干部的積極性，深入了解廣大基層干部的所思、所想、所盼，對他們的工作要多理解、多支持，對他們的生活要多關心、多幫助。特別是他們在工作中遇到困難和問題時，不要一味責怪，要多鼓勁打氣，要加強指導，與他們一起分析原因，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

2004年12月26日，是那年的最后一個星期日，下著蒙蒙細雨，習書記來到溫州瑞安市飛雲鎮，上門看望和慰問在崗的每一位基層干部，給他們拜年。在潘岱街道黨工委書記陳連豐家，習書記握著他的手，動情地說：“我也是個‘老基層’，當過村黨支部書記、縣委書記，一直同基層干部情同手足。我對基層工作非常牽挂，對基層干部充滿感情。”他還對老陳的妻子楊小蘭說：“你丈夫安心在基層工作，也靠你的支持。他取得的成績，軍功章裡有你的一半。我們都要感謝許許多多像你這樣的賢內助。”接著，習書記還向瑞安市10余個鄉鎮黨政干部拜年，同鄉鎮主要負責人進行座談。在村干部座談會上，他說：“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各個部門下達的指令，都要落實到基層，這些線都是拴在這根針上的。所以鄉鎮干部很辛苦，壓力很大。鄉鎮干部做得很辛苦，提拔的機會也不多，但大家沒有怨言，甘願做‘老黃牛’。所以，一定要倍加關愛鄉鎮干部，切實為基層干部排憂解難。”

2005年6月，在習書記的倡導下，浙江省委出台《關於認真落實“三真”要求，切實加強基層干部隊伍建設的意見》，提出切實加強對基層干部的培養鍛煉、加大對優秀基層干部的選拔力度等十條措施，每一條都言之有物，每一條都體現著問題導向，每一條都體現組織的關愛。

2006年8月，在仙居縣白塔鎮開完座談會的第二天，習書記搭乘海警船近兩個小時，來到台州椒江區大陳島調研基層組織建設，關切地了解基層干部的工作條件、生活保障等情況。當聽說島上正在翻修辦公樓，他一定要去看一下。站在辦公樓的腳手架前，習書記問當地黨委負責人：“辦公室條件怎麼樣？夠不夠用？”聽說島上辦公條件有了一定改善，但干部宿舍條件仍舊很艱苦時，習書記特意叮囑陪同的當地領導和省有關部門負責人：“要加快宿舍改造，上級黨政部門要給予幫助和支持。”

習書記對基層的重視，對基層干部的關愛，讓大家十分感動，也讓浙江的干部隊伍煥發出勃勃生機和活力。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以“哲欣”為筆名，在《浙江日報》頭版《之江新語》專欄撰寫了230多篇短評，后來這些文章結集成《之江新語》一書出版。請您介紹一下這本書的誕生過程。

周詠南：《之江新語》專欄緣起於2003年2月，浙江省委召開“兩個年”（指轉變作風年和調查研究年）活動總結和加強調查研究工作電視電話會議，習書記要求全省各級領導干部要站在大局高度，進一步重視和加強調查研究，就是我一開始介紹的，他強調調研工作必須牢牢把住“五個字”要訣的那次。他講道：“調查研究最關鍵的是要解決問題。現在有些領導干部所謂的調查研究，一是勞民傷財，二是擾民，到下面去也沒有個目的，為了下去而下去，為了在報紙上登一下、電視上亮相而下去。我們調查研究一定要深，一定要實，一定要細，一定要准，這樣才有一定的效果。”習書記類似這樣的精彩論述還有很多很多。他以“哲欣”為筆名，在繁忙的工作中，堅持寫系列評論式的文章，這就是后來在全國乃至在國外形成巨大影響的《浙江日報》頭版專欄《之江新語》。“之江”就是浙江，“新語”就是新的言論，“哲欣”則取了浙江創新和浙江聲音的諧音。這些《之江新語》思想性、針對性、時效性都很強，語言簡潔明快、觀點敏銳清晰、形式生動活潑，講道理淺顯易懂，不空發議論，言之有物、持之有理、文風朴實，或贊美表彰、張揚正氣，或批評鞭撻、斥責歪風，或分析道理、揭示規律。這些短評，鮮明提出了推進浙江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的正確主張，及時回答了現實生活中人民群眾最關心的一些問題。

《之江新語》第一篇題目就是《調研工作務求“深、實、細、准、效”》。發表出來過了幾天，習書記就問我們反響怎麼樣，我說：“反響蠻不錯的，大家都來問我這個‘之江新語’是什麼意思。我告訴他們這是浙江的聲音，是省委書記的聲音。”他說：“好，就是讓大家知道，這是省委書記在考慮的、關心的、思考的、要抓的事情，這種用‘之江新語’的形式，也是推動工作的好方法。”

《之江新語》專欄就這樣持續了下來。專欄的內容就是習書記講話中一些金句。其中，有的是習書記下鄉調研時的即興講話，有的是座談會上交流的精妙比喻，有的是習書記在汽車上與同志們交談時的一些觀點，還有一些是習書記在會上講話時的插話。

可以說，《之江新語》刊登的一系列短評，是習書記在浙江工作期間的閃光思想、重要觀點、深切感受的集中體現，是他在浙江大地思考與實踐的寶貴結晶，是他在省域層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理論探索和實踐創新的科學總結，是國內外學習研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文獻。《之江新語》也有力佐証了浙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萌發地。

2007年3月下旬，習書記即將調任上海市委書記，當時還有4篇稿件尚未刊登，我就盡快整理並發表。這樣，《之江新語》從2003年2月25日發表第一篇，到2007年3月25日收尾，共232篇稿件，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於2007年8月結集出版。由於深受廣大讀者喜愛，2013年11月后陸續重印再版，還在許多國家發行。

採訪組：您是《之江新語》從發表到結集成書的見証者，請您給我們講講《之江新語》背后的故事吧。

周詠南：我深知《之江新語》每一篇的背后都有著習書記主政浙江期間的動人故事，既有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的科學主張，也有領導藝術和工作方法的生動闡述，篇篇閃爍著辯証唯物主義的思想光輝，彰顯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的嫻熟運用。我舉幾個例子談談“背后的故事”。

習書記在浙江，講得比較多的就是“跳出浙江發展浙江”，這個思想也以短評形式收錄在《之江新語》中。其實習書記關於浙江經濟社會發展的很多思想，都不僅僅是立足於浙江這麼一個省，而是放眼全國甚至世界來審視和思考的。比如當時浙江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有企業要去外地辦企業，有些地方政府就會把留在本省的該企業稅收提高，之前給的各種優惠政策也會取消掉，說到底還是不想讓企業離開本土。但事實上，浙江是一個陸域面積隻有10萬多平方公裡、自然資源又相對匱乏的省份，發展空間並不大，如果都局限在本省，土地和其他資源都會制約浙江的可持續發展。

面對這樣的困境，習書記經過深入的調查研究，認為領導干部要開拓眼界和思路，更要有全局觀。他提出一個“地瓜理論”，就是說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為的是汲取更多的陽光、雨露和養分，但它的塊莖始終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擴張最終為的是塊莖能長得更加粗壯碩大。同樣，我們的企業主動走出去，並非資金外流、企業外遷，這是在更大的范圍配置資源、在更大的空間實現更大發展的需要，是“跳出浙江發展浙江、立足全國發展浙江”的需要。習書記認為，對此我們一定要正確認識，積極推動，樂見其成。“跳出浙江發展浙江”，首先是一種全局意識和政治責任。中央明確要求東部地區認真做好對口幫扶和對口支援工作，加強同中西部地區的合作，支持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浙江是全國的浙江，必須始終站在全局和戰略的高度，加快自身發展，不折不扣地完成對口幫扶和對口支援任務，主動參與服務西部大開發和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積極推動長三角地區聯動發展，努力為全國大局作出積極貢獻。

習書記經常說，“跳出浙江發展浙江”也是必然的戰略選擇。改革開放20多年來，浙江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綜合實力明顯增強，但原有的一部分優勢正在逐步弱化甚至消失，面對產業升級的動力、企業發展的張力、要素制約和資源環境的壓力，必須尋找新出路，拓展新空間。隻有“跳出去”，才能天高地闊，獲取更大的發展空間﹔隻有“走出去”，才能任爾翱翔，激發更為持續的發展動力，使浙江在與各地交流與合作中，進一步強化發展優勢，為加快浙江發展提供更加廣闊的市場空間。

可以說，習書記這一思想不僅對於當時的浙江發展，而且對現在的浙江發展，都是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的。

在具體實施層面，習書記還強調“跳出浙江發展浙江”必須遵循市場規律。浙江人歷來就有走南闖北經商、漂洋過海創業的傳統，百萬浙商大軍在市場經濟驅動下，奔赴全國各地投資，開發資源、開拓市場，創造了很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被人稱作“浙商現象”。對此，習書記提出要因勢利導，積極推動，開明大度，樂觀其成。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充分發揮民營經濟的主力軍作用，堅持企業為主、市場運作的方針，本著優勢互補、互惠互利的原則，積極引導和鼓勵浙商參與各個區域多層次、多形式、多渠道的交流與合作，促進浙江與中西部地區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經濟的共同發展。

同時，習書記還強調注重堅持統籌兼顧。要立足自己，苦練內功，致力於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加快產業結構升級，發展現代農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高附加值加工制造業，進一步發展外向型經濟，努力把自己做大做強做好。這是“跳出浙江”的前提。

在此基礎上促進產業的梯度轉移。習書記在基層調研時，往往辯証地說，一方面要從長遠來謀劃，盡力為浙江發展高附加值產業騰出空間﹔另一方面要從全局來謀劃，為中西部地區發展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產業騰出空間。要妥善處理“走出去”與“引進來”的關系，既為浙商走出去搭建平台、做好引導，又為引進高層次產業和人才創造良好環境，更好地利用省內外的資源和市場。習書記還經常提醒大家，要正確認識“浙江經濟”與“浙江人經濟”的關系，把在外浙商與浙江經濟更加緊密地聯結起來，促使在外浙商更好地為發展浙江服務。

為了實現浙江經濟轉型升級，習書記還提出“騰籠換鳥、鳳凰涅槃”的“兩鳥論”，均被收錄在《之江新語》裡。他並不是生硬地拋出“兩鳥論”，而是用鮮活的語言表述出來。他說，那些噪音大、哇啦哇啦亂叫的鳥，吃得多、產蛋又少，我們要把這種“鳥”放出去，給浙江的產業轉型升級騰出發展空間。習書記還考慮得非常周全，提出讓大家進一步思考把這些“鳥”放到哪裡去的問題，提升發展的針對性、有效性。

《之江新語》裡也有這麼一篇文章《從“兩隻鳥”看結構調整》。習書記說，打個通俗的比喻，就是要養好“兩隻鳥”，一只是“鳳凰涅槃”，另一只是“騰籠換鳥”。所謂“鳳凰涅槃”，就是要拿出壯士斷腕的勇氣，擺脫對粗放型增長的依賴，大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科技強省和品牌大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打造先進制造業基地，發展現代服務業，變制造為創造，變貼牌為創牌，實現產業和企業的浴火重生、脫胎換骨。所謂“騰籠換鳥”，就是要拿出浙江人勇闖天下的氣概，跳出浙江發展浙江，按照統籌區域發展的要求，積極參與全國的區域合作和交流，為浙江的產業高度化騰出發展空間。並把“走出去”與“引進來”結合起來，引進優質的外資和內資，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彌補產業鏈的短項，對接國際市場，從而培育和引進吃得少、產蛋多、飛得高的“俊鳥”。

習書記在多種場合都強調，實現“鳳凰涅槃”和“騰籠換鳥”，是產業高度化發展的客觀趨勢和必然選擇。這種對更高境界的不懈追求，也是“浙江精神”在新時期的生動體現。

再比如，習書記常用一些鮮活比喻，反映干部使用和隊伍建設上時常會遇到但又很難解決的問題。比如《之江新語》中有一篇題為《不要引導領導干部當“滿票干部”》。他在文中說得很明白：“不能形成‘唯票’的導向，不要引導領導干部當所謂的‘滿票干部’，否則就會引導干部當‘老好人’，不敢得罪人，甚至拉票、賄選。”當時是怎麼談起這個問題的呢？大概是在2003年，習書記與當時一位負責干部工作的省委副書記和其他幾個部門的負責同志一同去衢州調研基層黨建工作。坐在車上的時候，習書記就問他們：“現在提拔干部，大多需要公開競聘、公開考試，差一票、差一分都不行。很多干部動不動就是滿票，搞得大家都不敢得罪人。因為我批評了你，你對我肯定就有意見，最后不干工作、不擔當、不作為的老好人得票反而最高。這樣長期下去，我們的干部隊伍，最終會成為一支怎樣的干部隊伍呢？”習書記當時就表示，組織上不要倡導干部當滿票干部，組織部門在選拔過程中也不能唯票。

還有一次，習書記去一個市調研，談到了黨委和政府的關系問題。座談會上，他先讓市委書記匯報，然后請市長再講一下。市長當時就推辭，說書記都代表我了，我就沒什麼可講的了。習書記就半開玩笑地問市長：“你說這話是真心話呢，還是覺得書記比你大，你就客氣一下，不講了呢？”市長說是真心的。習書記說：“是真心的就好。但不是說他都代表你了，你就不能講了，你也可以講一下。”

這位市長很感動，馬上談了自己對工作的想法，習書記接著說：“一個班子，無論是書記、市長還是其他同志，在一起工作，是一種緣分，是非常難得的。書記、市長要唱好二人轉，你一個人拿著個手帕在那裡轉得再精彩，另一個人不配合，也不好看。一個班子其實也是一台戲。不光是二人轉，大合唱也是一樣的，要是四五十個人的大合唱，有人在后面偷懶，嘴巴動動，可能看不出來。五六個人、六七個人的班子組在一起搞合唱，誰隻動嘴巴不出聲就一眼看出來了。不能濫竽充數了。班子的團結和諧非常重要。”習書記的這個形象比喻后來以《大事講原則，小事講風格》為題發表在《之江新語》欄目。文中講到，每個領導干部都要正確對待自己，正確對待同志，正確對待組織，對有些事要拿得起、放得下，豁達一些，做到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大事講原則，小事講風格，在合作共事中加深了解，在相互支持中增進團結，形成領導班子的整體合力。

習書記還善於透過現象看本質。他認為，“三農”問題的本質是農民問題。《之江新語》裡有一篇文章《從“兩種人”看“三農”問題》，習書記在文中說，城鄉差別是客觀存在的，但城鄉二元成為一種體制，就人為地造成了農民與市民的身份差別。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不可能把所有的農民都搬到城裡來，讓農民都變成市民，而必須在加快工業化、城市化，減少農民的同時，統籌城鄉發展，通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把公共資源的投入由城市為主更多地向農村傾斜，把傳統農業改造建設為具有持久市場競爭力、能持續致富農民的高效生態農業，把傳統的村落改造為讓農民也能過上現代文明生活的農村新社區，把傳統的農民改造為適應生產分工發展要求的高素質的新型農民，推進農村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四位一體”建設，實現“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讓農民共享發展成果，共享現代文明。習書記說，通過這樣一個全方位的發展和變革，逐步消除農民和市民在實質上的差別和身份上的巨大落差，而只是社會職業分工的不同。習書記在浙江工作期間，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和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作為他工作的重中之重。

現在回過頭來看，從“八八戰略”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從生態省建設到美麗中國建設，從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國，從平安浙江到平安中國，從文化大省到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從“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到鄉村振興戰略，從海洋強省到海洋強國，從“兩隻鳥”到高質量發展，從“兩隻手”到全面深化改革，從“三筆賬”到全面從嚴治黨，從浙江黨建八項規定到新時代黨的建設，從浙江三個不“為”到中央三個不“腐”，從“跳出浙江發展浙江”到“一帶一路”，從浙江山海協作到國家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等等，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很多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都可以在浙江大地找到源頭，《之江新語》也將習書記的重要思想和精辟觀點忠實地記錄了下來。這本書對全國廣大干部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據我了解，全國很多干部研讀了這本書后，都覺得既深刻，又接地氣，也很實用，有的干部把它作為案頭的工作必備讀物。不僅國內，國外也有很多學者在研究這本書，通過這本書了解浙江的發展，了解習近平總書記的執政理念。

可以說，習書記主政浙江的這段歷程，對他十八大以來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形成和發展，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正像他離任浙江時講的那樣：“我在浙江學到了許多在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學到了許多在其他地方學不到的東西，學到了許多在以往的經歷中學不到的東西。”他的智慧與韜略，在浙江這片熱土上得到了充分實踐，而他對黨的事業的忠誠、對廣大人民的熱愛，也都深深浸潤在《之江新語》的字裡行間。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始終高度重視抓基層、打基礎的工作，請您談談他在浙江期間抓基層黨建有哪些突出特點？

周詠南：浙江是改革開放先發地區，也是全國先富起來的地區，在2004年的時候，浙江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已經連續19年位列全國省區第一。長期在基層走訪調研的習書記，卻敏銳關注到基層黨組織陣地建設的短板。因此，著力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習書記在浙江抓黨的建設的工作重點。

有一次調研結束后，習書記將省委組織部相關負責人召集在一起，說：“公章別在褲腰帶，開會開在支書家，這怎麼行？村級黨組織沒有固定活動場所，會嚴重影響基層組織的執政能力建設，必須把這個問題解決好！”在習書記關心下，浙江開展了一場關於村級黨組織活動場所的摸底式排查。調查結果讓很多人震動：在浙江這樣的“富省”，竟然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