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川歸流向大海

登高望遠，風物長宜放眼量。今年是中國共青團成立100周年，這是我們得以回顧過往、展望將來的一個時間制高點。壯闊百年，中國青年政治信仰作為一種人類認識運動，與各歷史時期激烈的社會實踐相互砥礪，一方面寫就了中國從屈辱走向強盛的近現代史，另一方面也繪成了中國青年探索不息、曲折發展的思想軌跡。

100年來，中國青年的政治信仰變遷，如同一條蜿蜒逶迤的長河，隱埋於歷史的塵埃下，激蕩於中華民族百年風雨之中，掀起了一個個壯闊的歷史波瀾。

“歷史充分証明，隻有始終高舉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旗幟，共青團才能形成最為牢固的團結、鍛造最有戰斗力的組織，始終把青年凝聚在黨的理想信念旗幟之下。”2022年5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渾厚有力的聲音在慶祝建團100周年大會會場回蕩，這既是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對中國青年百年來政治信仰主線的概括。

縱觀百年歷程，不難發現，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成果一直是發展演進的主航道，中國青年的思想河流，盡管有各種洄旋和分叉，但總是不斷回歸，漫出的洪水總會退回河道，畢竟東流去。真理的燈塔始終矗立前方，作為共產主義大學校，中國共青團培育引領一代代青年，為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劈波斬浪，奮勇向前。

一

1920年8月22日，上海霞飛路漁陽裡6號，八位平均年齡25歲左右的年輕人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這是中國最早的青年團組織。

這是一次“主義的集結”。八人中，有六位是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包括21歲的俞秀鬆、施存統，30歲的李漢俊，還有《共產黨宣言》首個中譯本翻譯者陳望道。他們來自五湖四海，操著南腔北調，懷揣開創新世界的熱望，誓師出發。

此時，《共產黨宣言》中譯本剛剛出版，初版1000冊很快售罄，再版1000冊再次被搶空。這本隻有28000多個漢字的小冊子，成為中國共產主義者創造信仰奇跡的思想起點。陳望道后來回憶說，《共產黨宣言》讓青年們懂得，判別新舊事物，“有一個更高的判別准繩，這更高的辨別的准繩，便是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恩格斯構建的理論體系博大精深，他們把自己對現實世界的研究成果，經由“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的有機鏈條進行抽象和升華，最終形成了關於未來世界——共產主義的根本觀點。這一理論認為，共產主義社會是人類解放的最終實現，人類徹底從支配自己生產和生活命運的異己力量中解脫出來，實現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躍遷。共產主義積澱了人類對美好社會追求的精華，是人類歷史上最公平、最合理、最美好的社會，是人類最崇高的社會理想。“這一理論猶如壯麗的日出， 照亮了人類探索歷史規律和尋求自身解放的道路。”

但是，共產主義當時還是一個抽象的理論模型，在現實中並未完全實現。有人因為看見而相信，有人因為相信而看見。共產主義宏偉遠景，雖然至今歷代中國共產黨人都無法眼見，但服膺於其真理性，認定它反映了歷史發展規律的必然，“在沒有充分的理智認識足以保証一個命題為真實，就對它予以接受同意”，這就是信仰的力量！共同的信仰，讓人們凝聚起來，勇往直前以赴之，斷頭流血以從之，殫精竭慮以成之。

二

彼時的中國，正需要這樣一種眾望所歸的信仰。鴉片戰爭過后，“吾國四千年之大夢”既破，五四青年們，承命繼業，自覺擔起開萬世太平的責任。率先覺醒的知識分子，以慨當以慷、舍我其誰的氣魄，求經問道，上下求索。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之時，各種主義钱柜娱乐app：恣肆，各種理論交相激蕩。“集會結社，猶如瘋狂，而政黨之名，如春草怒生。”

早期共產主義者都經歷過艱難的尋找過程。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八位發起人大多曾信奉無政府主義，他們的蛻變深刻而劇烈。作為無政府主義的一支，工讀互助主義主張“人人工作，人人讀書，各盡其能，各取所需”。這種空想色彩濃厚的思想在上世紀初，不僅得到眾多知識青年的擁護，而且進行了認真的實驗。1919年12月，少年中國學會執行部主任王光祈發表《城市中的新生活》，在北京發起“工讀互助團”。正深陷“學潮苦悶”的浙江一師學生俞秀鬆和施存統毅然北上，參加了這次實驗活動。據回憶，互助團成員半天勞動半天學習，為了擺脫一切約束，他們在進入這個團體后，就宣告脫離家庭、脫離婚姻、脫離學校，在團體內“絕對實行共產”。但三個月后，勞動入不敷出，內部矛盾加劇，互助團不得不解散。這讓滿腔熱情的俞秀鬆大失所望，“此后不想做個學問家……情願做個被‘舉世唾罵’的革命家”。

南下途中，俞秀鬆、施存統在上海被陳獨秀挽留，進入先進刊物《星期評論》工作。這期間，俞秀鬆在思想上慢慢與馬克思主義靠近，隨后他又“改名換服”到厚生鐵廠做工，目睹了工人被勞動壓迫的實況，也認識到無產階級潛在的巨大力量，由此完成了思想的轉變。他深刻總結道：必須從根本上徹底地改造社會，部分的、表面上的社會改造是行不通的。他后來在自傳中回憶：“他們多方面幫助我了解馬克思主義和革命運動，其中包括十月革命。我認為十月革命是解放人類擺脫壓迫的唯一道路。”

1920年被稱作“破冰之年”。這一年，《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出版，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共產主義小組誕生，社會主義青年團問世，一批先進青年經過反復辨析思索，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政治信仰，成為共產主義者。化雪為流，融冰成河，奔向共產主義大海的信仰之河，由此發軔啟程。

三

1920年8月，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在上海成立，同月，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隨即誕生。作為曾經的“五四運動總司令”，黨的主要創始人陳獨秀深知青年在推動革命運動中的重要作用，在其提出的上海建黨四項實際工作中，第三項就是關於青年工作的：“需要用各種形式來組織廣泛的青年，使他們參加多方面的工作。”

此時的上海，因其特定的經濟、政治、文化和地理等歷史環境，已成為中國革命新的中心。全國各地許多有志改造中國的熱血青年，在1920年前后，紛紛脫離家庭和學校，會聚在上海。赴華協助建黨的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基於蘇聯青年團組織的經驗，“遂與陳獨秀密商進行”，“第一步，先收羅左傾及革命性之青年，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由此，“為實行社會改造和宣傳主義起見”，同時也是為“培養和挑選預備黨員”，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指派其最年輕的成員俞秀鬆，負責組建社會主義青年團。

新舊漁陽裡相隔隻有百米。當年，一群志同道合的“新青年”在兩地之間來往穿梭，陳獨秀、陳望道會過去上課，青年人也常過來討論問題。中國共產主義的初心之地漁陽裡，一頭孕育了黨，一頭孕育了團。兩地之間的這條小道，也因此被稱為“馬克思主義小道”。

“青年團成立之初，共產黨員不管年齡大小，都參加進去。陳獨秀、李達也都參加了”，施存統曾回憶說，很長一段時間，“黨的許多活動都是以團的名義出現”，因為“共產黨的組織當時是秘密的，青年團是半公開的”，大家稱黨為本校，稱團為預校。這形成了團作為黨的助手和后備軍的特殊淵源。1921年6月，俞秀鬆出席青年共產國際二大時如此表述：“社會主義青年團密切配合共產黨工作，服從於黨並與黨一道在工人和士兵中間工作”“我們希望與老同志和師長們並肩攜手在青年共產國際的直接領導下，把幾億人口苦難深重的中國引向幸福而快樂的共產主義制度”。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正式宣告成立。中共一大研究了在各地恢復和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作為黨的預備學校問題。11月，中央局書記陳獨秀簽發《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要求，各地黨組織要切實注意青年運動，對青年團組織要“依新章從速進行”，“全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必須在明年7月以前超過二千團員”。

年輕的黨創建了更年輕的團。1922年5月5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這一天也是馬克思誕辰104周年紀念日。陳獨秀在會上作報告指出：“今天有兩個大會，一個是馬克思紀念大會，一個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大會，這兩個大會有很密切的關系，其關系在哪裡呢？因為社會主義青年團就是根據馬克思的學說而成立”。青年共產國際代表達林補充說：這“強調了團的發展方向”。

團一大通過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綱領》，確定青年團是“中國無產階級的組織”，它的最終奮斗目標是在中國建立“一切生產工具收歸公有和禁止不勞而食的初期共產主義社會”。作為以馬克思主義為信仰的使命型政治組織，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成立，開啟了黨領導下的青年運動新篇章。

四

聚陽才能生焰，攏指才能成拳。一個政治組織要遵循統一的共同信仰，並非易事。從成立早期的青年團組織，到團一大的正式召開，其間經歷了革命青年對馬克思主義再確認的過程。

早期的青年團只是“帶有社會主義傾向，並沒確定了哪一派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流派在當時非常龐雜。“馬克思主義者也有，無政府主義者也有，基爾特社會主義也有，工團主義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有”，於是“意見常常不一致，彼此互相沖突”。

在諸多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政治流派中，無政府主義是最需要辨析鑒別的。作為上世紀初影響最大的“主義”，無政府主義曾經與馬克思主義同路，許多無政府主義者曾經加入共產主義小組，許多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由無政府主義者脫胎而來。但隨著革命深入，兩大思潮逐步分道揚鑣，甚而公開論戰。

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思想分歧甚多，而最重要的沖突，在於是否贊成無產階級專政。無政府主義反對一切組織和強權，尤其反對國家政府，他們描繪了無差別共產共享的美妙遠景，卻沒有提出可行的實現路徑。而馬克思主義者則認為，在到達共產主義社會之前，必須成立嚴密的政黨，暴力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鞏固和發展自己的事業，達成理想社會所需一切條件。這一嚴重分歧在1920年黨團籌建期，達到了沖突的巔峰。

信仰的含混造成組織的渙散。1921年春，隨著最初熱情的散去，許多地方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喪失活力，全國青年團活動逐漸陷入停滯。

廣州是另一座現代經濟和文化較早發育的城市，這裡也經歷了對無政府主義的辨別過程。1920年秋，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米諾爾和別斯林到廣州組建“廣東共產黨”，但參加這個組織的九人，除兩個俄國人，七個中國人都是無政府主義者。此后，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黃凌霜領導的青年互助團並入廣州社會主義青年團，這使廣州青年團內部更加復雜混亂。當年年底，陳獨秀到達廣東，目睹當時的局面，與無政府主義者“進行過非常熱烈的爭論”。迫於陳獨秀等人的堅決斗爭，1921年3月，無政府主義者集體退出了廣州青年團。

針對青年團的問題，中共中央局根據青年共產國際的指示，派遣張太雷負責整頓、恢復青年團。

舉網以綱，千目皆張。張太雷整頓工作的第一步，便是“確定社會主義青年團為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團體”，不認同的離去，留下的遵從。有了信仰的統一，便有了精神的凝聚，青年團組織隨后很快重現活力。到1922年5月，全國已有18個城市成立團組織，團員達5000余人。廣州的情形更好一些，當年3月14日馬克思逝世日，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舉行了3000余人的成立大會。這為團一大的召開創造了條件。

在馬克思主義創立以后的第二個五十年間，一股篡改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機會主義思潮逐漸抬頭。在當時的歐洲，社會主義青年團已然成為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領導下的青年組織名稱，而這一名稱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來說已“不甚恰當”。

1925年1月26日，團三大順利召開，會議作出了一項重要決定，便是將名稱改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勇敢地以“共產主義”命名，就是對信仰的嚴肅確認。會議發布的《宣言》豪邁地說：“我們用不著隱諱我們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主張。共產主義是帝國主義、軍閥以及一切反革命派最恐怖的名辭，我們正應當很勇敢地揭示我們共產主義者的真面目，讓他們在我們的面前發抖。”

五

列寧曾說過，宗教信仰，那不過是精致的不結果實的花朵。而共產主義信仰作為“人間的真理”，既來源於現實，又指導現實，從而產生現實，它是一個客觀的現實過程。

團一大召開后，在黨的領導下，全國各地團組織參與了一系列風起雲涌的工農革命運動，信仰的潮水激蕩起大革命的浩浩洪流。由於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殊國情，黨團成立之初，革命工作多以學生為中心展開，成員構成也以學生居多，一段時間，黨員之間互稱“大學同學”，而把團員稱為“中學同學”。但是，隨著革命深入，過高的學生成員比例對團的行動目標和能力都造成制約。張太雷就說過：“青年團在從前的時候差不多可說完全是‘學生團’，”鄧中夏則明確指出：“中國革命所以軟弱和不能完成的重要原因，是為革命主力的工人、農民、兵士這三個群眾尚未醒覺和組織起來。換句話說，就是我們青年隻在文章上和電報上空嚷，並未到這三個群眾中去做宣傳和組織的工夫。”為此，從團二大開始，青年團就積極倡導“到民間去”，發動更多工農青年參與到革命運動中來。

伴隨著轟轟烈烈的革命進程，信仰共產主義的隊伍不斷擴大。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勝利后，安源團員總數超過100人，成為最早建立地方團委的地區之一。湖南在一年內“擴充地方團至十一處之多，幾乎無縣無同志”。經過五卅運動，全國團員人數由1925年1月的2400多人發展到9月的9000多人。1927年5月團四大召開前夕，團員數量猛增到37600余人。

然而，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共產主義信仰迅猛擴展的勢頭即遭逆轉。隨著蔣介石和汪精衛先后叛變革命，中國革命遭受重創，從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全國有31萬余人死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屠刀之下，其中包括26000余名共產黨員。黨員人數由五大時的近6萬人減少到1萬多人，團員從5.5萬人降至1萬余人。

歷史有情也無情，它以最嚴苛的方式淘汰那些投機和懦弱分子。不是所有起初入列的共產主義者都能夠堅守信仰，施存統絕望之下，寫下《悲痛的自白》，宣布脫黨。沈玄廬不僅投奔了國民黨反動派懷抱，而且在大屠殺中充當了凶惡的劊子手。

歷史無情也有情，更多的共產主義者，則始終堅守信仰，經受了血與火的淬煉。同為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發起人之一的葉天底，被捕入獄后曾寫下一封絕命書，其中寫道：“大丈夫生而不力，死又何惜，先烈之血，主義之花。”“我決不願跪著生，情願立著死！”5天后，葉天底被抬到刑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撐著幾乎癱瘓了的病體，挺起胸膛，昂首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

疾風勁草，烈火真金。偉大信仰鑄就驚人的頑強和韌性，從1927年8月到1928年7月，不到一年時間，共青團員數量從1.5萬人，竟爆發式地返增到了7.5萬人。

六

在劇烈的政局跌宕中，作為共產主義信仰的組織載體之一，中國共青團也經受了考驗，完成了深刻的自我改造，先后糾正了取消主義和先鋒主義等錯誤傾向，明確了自己的職能定位，成為純粹的無產階級先進青年組織。

中共四大通過了《關於青年運動之議決案》，提出：“青年運動是共產主義運動中一部分重要的工作，因共產黨是這一般共產主義運動的總指揮，青年運動必須在共產黨指導之下，是無疑的。”這明確闡釋了黨團關系。此后，中共五大通過《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進一步指出：“共產主義青年團是共產主義運動中最主要的一部分，共產主義青年團是一條運河，黨須經過這條運河，而影響到廣大的勞苦青年群眾。”會后不久，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議決案》，專設“與青年團的關系”一章，開啟了把黨團關系寫入黨章的傳統。

與黨的五大接續召開的團的四大通過《大會宣言》鄭重宣告：“從兩年來的奮斗中，大會堅定地認定，本團是無產階級青年的革命組織。他應當在黨的領導之下，吸引廣大的勞動青年群眾參加革命斗爭，同時在這些斗爭中養成他們的共產主義者的精神。”

隨著黨進一步厘清與團的關系，共青團助手和后備軍作用發揮更加充分，緊跟黨走的步伐更加扎實堅定。在大革命失敗的危急關頭，黨中央召開“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團中央隨即召開“八一二”會議，落實黨新的政治路線，號召全團跟黨走上以土地革命和反對新軍閥為中心的革命道路。

當時，中國農民佔全國總人口的八成以上。毛澤東同志曾指出：“誰贏得了農民，誰就會贏得了中國，誰解決土地問題，誰就會贏得農民。”隨著土地革命的推進，共青團這條“運河”也流向農村，對青年開展革命教育，成了蘇區共青團的主要工作。當時的團中央負責人任弼時曾說：“我們的團體，是一個教育機關，並非政黨可比。”在蘇區這個黨創造的新世界，由於青年農民不斷加入，共青團組織也不斷壯大，到1930年10月，根據地團員發展到10萬人，共產主義信仰的星火迅速燎原。

七

現代政治思想的長河，迤邐百年，有時一瀉千裡，有時千回百轉。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后，中國青年運動遭遇了新的情況，經受了嚴峻考驗。

此時，日寇的鐵蹄踏上中國土地，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團結一切抗日力量抗擊侵略者成為當務之急。為響應黨中央號召，1935年12月20日，共青團中央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各校學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提出“一切愛國青年，相信共產主義的也好，不相信共產主義的也好，隻要願意抗日救國的，就可以加入我們的抗日救國青年團”。 1936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共中央關於青年工作的決定》，正式提出：“根本改造共青團及其組織形式，使團變為廣大群眾的非黨的青年組織形式，去吸收廣大青年參加抗日救國的民族統一戰線。”1937年4月12日，在黨中央直接領導下，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會后，共青團中央停止工作，各地方共青團組織也陸續停止活動。

青年組織形式的變化並不意味著黨對青年政治工作的削弱，縣